方解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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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生生物调查所旧址　　http://www.isheen.com/Html/View/200611616481731.shtml

静生生物调查所旧址 位于西城区文津街北京图书馆主楼西侧。静生生物调查所1932年成立，以范静生命名。范静生(1874-1927)，湖南省湘阴县人。民国时任教育部长、中华书局编辑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生前热衷生物学研究。死后其弟范旭东捐款于1928年4月创办此所。初以范静生本人住宅(西城区石驸马大街83号，今新文化街86号)为所址。后在文津街3号建筑3层楼房为新所址，1931年落成。石驸马大街旧址改设为通俗博物馆。动物学家秉志、植物学家胡先骕先后任所长。调查所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和采集标本，进行分类学研究。

范静生(1876—1972)湖南湘阴人。原名范源廉。早年就读于湖南时务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1905年任清政府学部主事、清华大学校长。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总长。1916年任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1920年任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1926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27年病逝天津。

http://u.cctv.com/html/134/10000000/10000021/10000023/200804/27-421.html

蔡松坡、范静生时称二优秀学生，到后来一主军事，推翻帝制，功在民国为不朽；一长教育，于国内大学制度、留学政策、科学研究，对全国学术思想发展贡献更极远大。
 原文出处：http://www.sanwen8.com/mingjiasanwen/shencongwen/200905/14265_3.html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静生生物研究所
　　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历史简介
　　（资料供参考）
　　中国科学社生物所
　　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成立于1926年。中国科学社的建立比生物所更早，大约1922年。是在美国，由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等的留美学生组织起来的最早的科学学术团体。生物所的地址在南京成贤街秉志任所长、钱崇澍任植物部主任，秉志又兼动物部主任（1928年秉志又和胡先驌等到北京创建静生生物所）。生物所的工作人员有裴鉴、方文培、郑万钧（抗战期间胡先驌曾请他去静生所）、孙雄才、刘玉壶、吴中伦、曲仲湘、杨衔晋等。
　　生物所经费来源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不属于**部门，系民间学术团体。
　　静生生物调查研究所
　　范静生（又名范源濂）为一博物学家，曾任教育部长，于1927年去世。范在世时曾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生物研究所。死后由杨惟义、胡先等人申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建立静生生物调查研究所以资纪念。于1928年2月28日建立，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接受尚志学会嘱托建立的。当时拨基金15万元交董事会储存生息。
　　曾经参加静生生物所的人员先后有所长：杨惟义（开始）后来秉志、胡先 都任过所长。人员有胡先驌、秉志、寿振黄、唐进、汪发瓒、蔡希陶、陈封怀、夏纬昆、王启无、唐耀、周汉藩、俞德浚、关克俭、张梦庄（陈封老夫人）、张春霖、李良庆、冯澄如等。
　　静生生物所的所址先由范静生的弟弟范旭东将北平后附马大街故宅捐赠给该所，后因该宅不敷应用而在文津街另辟新址。解放后科学院在文津街的房子即为静生所的房子。
　　1934年静生生物所决定设立庐山森林植物园。当时由静生生物所与江西省农业院会办，经费各担负一半，静生所完全负责森林植物园的学术指导。主任由秦仁昌担任，范旭东（范静生的弟弟，庐山管理局）亦担任园领导。
　　工作人员有技士：雷震、汪菊渊；技助：曾仲伦；练习生：冯国楣、施尔宜。
　　国立北平研究院之植物所简史
　　北平研究院成立于1929年9月9日，隶属于教育部。由李煜瀛为院长，李书华任副院长。设立有物理所、镭学所、化学所、动物所、植物所等。北研植物所地址在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内，也即是现在的北京植物所的所在地（动物园隔壁）。1936年该所与陕西武功国立西北农学院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1937年北平沦陷后，该所大部人员皆迁往陕西工作。当年一部分工作人员由陕西到昆明西山华亭寺内办公，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所迁回北平原址，留昆明部分改为该所云南工作站。
　　曾经在该所工作过的人员有：钟观光、刘慎谔、林熔、汪发瓒、唐进（主要在静生所），匡可任、郝景盛、赵修谦，钟补求，夏纬英、崔友文、吴征镒、简焯坡、马毓泉、徐仁、傅书遐、夏纬琨、孔宪武、张肇骞、张景、罗土苇、汪振儒、殷宏章、朱彦承、王作宾、蒋杏墙、冯晋庸等。 http://www.cnbg.net/bbs/showtopic-204.aspx

甘作春泥
  回国后，任鸿隽等人没有急于给自己找工作，四处宣传、募捐却不遗余力。时代条件的限制，要散播科学的种子，他们必须自己先成为土壤。而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也意味着他们是此工作的不二人选。他们成为了是科学事业的奠基者、操作者和推动者，为后人创造条件。因此，他们本人的专业学术没有精进，任是化学、杨是机械工程和经济，都没有突出的成就。
  还有科学社的创始人胡明复，他是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担任科学社的会计历十年，繁琐的社务使他无暇再顾及学术研究，他常说这样一句话：“我们不幸生在现在的中国，只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现在科学社的职员社员不过是开路的小工，哪配称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将来能与西方并驾齐驱、造福人类，便是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班无名小工的报酬。”就是这一批人的写照。

科学社事业之年会
  任鸿隽说：科学好比一幢大厦，不是一人可以穷尽，需要从各个方向努力，才能构成完整的科学大厦。
而科学社正是成为了聚集中国科学家的大本营。除了创始人秉志、周仁等人外，还有翁文灏、丁文江、竺可桢、胡先骕、胡刚复、侯德榜、姜立夫等等，科学社的社员几乎囊括了中国的第一代理科博士，各个学科的奠基者。而且社员队伍不断壮大。从创始的9人发展到四、五千人之多。
  中国科学社每年都召开年会，以联络同志，交流信息，探讨问题，规划发展。这种会议和一系列的科学活动，给予中国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巨大的鼓舞，使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得以成型。各个学科的学会也在中国科学社的影响下诞生了，后来各个学会经常与中国科学社一起，联办年会。
  作为科学社的社长，任鸿隽联络社员、组织年会，花了很大的精力。每次年会他都做社长报告。后来，丁文江、翁文灏、竺可桢和王琎等人先后担任中国科学社的社长。年会报告这一形式也保留了下来。

科学社事业之科学普及
  《科学》成为了科学家之间，学科之间交流的平台。1930年，《科学》刊登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华罗庚的一片文章《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被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发现。这是华罗庚数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而他日后取得的成就就是对《科学》杂志传播与交流作用的最大肯定。
  不过作为科学家交流的专业刊物，《科学》的发行量不高，最多的时候也就3000份。1933年，中国科学社又创办了《科学画报》，面向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宣传科学知识，发行量达到2万份。
科学社的科学家们还常常给市民做讲座，化学家讲油盐酱醋里的化学，物理学家讲衣食住行的物理学，这些话题十分吸引市民，尤其是妇女。其中任鸿隽的演讲，听众众多，常常要从室内改到露天，听众“娓娓忘倦”。

科学社事业之明复图书馆和生物调查所
  然而，任鸿隽最大的梦想是有中国人原创的科学成果，而要有成果就要有基础。所以任鸿隽最重视的设施，一是图书馆，二是学术研究机构。
  1920，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社所成立，就成为中国科学社社址和科学图书馆所在地。后来到了1931年，又在上海成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科技图书馆，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胡明复，取名明复图书馆。
  1922年，任鸿隽和秉志、胡先骕等人将南京社所办成中国第一个研究所——生物研究所。
  之所以办生物研究所，而不是他自己所学的化学研究所。任鸿隽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当前中国需要发展的基础科学固然重要，但是“地方性科学”研究更容易成为突破口，而且更容易造福国家民族。所谓地方性科学就是地质的调查、生物物种的采集与调查以及矿物的分析和地方的气象物候。这些学科不仅外国人不便研究，我们也不愿意他人代替。
  事实上，外国人有时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国土上的资源。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资源的窥视，已经让中国的科学家感到万分紧迫。
秉志和胡先骕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社员，分别是中国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奠基人。他们在南京的生物研究所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后来，任鸿隽又支持他们到北京再办一所生物调查所，形成南北两个采集和研究中心，以使中国的生物研究尽快成长，取得国际水平和示范性效用。
  抗战中，生物研究所成为日寇袭击的目标，被完全炸毁。有人说，就是因为生物研究所所长秉志有一次领导调查队粉碎了一支日本所谓“科学远征队”对四川的考察。使日本人怀恨在心。其实，生物研究所就和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一样，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文化标志，而被日本人有目的的摧毁。

中基会
  建立馆社，要钱要地。科学社作为一个私立的民间社团，没有固定的收入，全靠社会捐献和政府的资助，在动荡的岁月里，往往经费得不到保证。明复图书馆能够建成已属不易，而科学社的其它事业多年得不到发展。这一现象直到任鸿隽担任了一个中国文教界的重要职务后，才得到了彻底的改善。
  1924年，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向中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成立了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这笔每年约150万的资金，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科学教育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但是究竟用在哪里？各方意见不同，存有争议。当时不少人提议用这笔资金新建一所大学或一些大型场馆，而他说服董事会将资金用于扶持和加强现有的有成绩的科研机构和科学家。
  作为常年领导中国科学事业的任鸿隽，在《申报》上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对这笔钱的使用意见：这笔钱为数不多，“不宜过度分配；应该用于学术上最根本最重要的永久事业……”任鸿隽的主张得到了中基会的董事长，前教育部长范静生的重视，聘他为专门调查委员。
后来，他从一名普通的委员一直到中基会的总干事，实际掌管这笔钱长达10年之久。

中基会事业之北京图书馆和静生生物调查所等
  任鸿隽再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图书馆和生物学。
  北京图书馆前身是清朝京师图书馆，藏书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明朝文渊阁和清内阁大库。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国家图书馆，几经搬迁，却从来没有一个理想的专业的馆址。此时馆址所在的中南海居仁堂，原来是慈禧为接见外国使节而建造的，对于图书馆来说，并不适用，也年久失修，不利借阅利用，更不利于书籍保存。任鸿隽感叹说：“以偌大的中国，竟没有一个能称为现代式的公共图书馆。”
  1925年，中基会和教育部签署了合办图书馆的契约。决定在北京建立一个国立图书馆。任鸿隽任京师图书馆委员会的委员长。
1931年，图书馆的新馆在北海西岸建立，成为了当时北京的标志性建筑。由于文津阁四库全书连书架书柜悉数搬入新馆，馆前的道路也被定名为文津街。
  此后，在中基会的资助下，每年添购中外图书杂志，经过几年的发展，不仅外表金壁辉煌，可供观瞻，就是内藏也名贵充实，为国内首屈一指。任鸿隽说，无论何种学术，言及研究，莫不以北平为最适宜之地点。
  就在文津街图书馆的一旁，又办静生生物调查研究所。叫“静生”是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范静生先生。
  30年代初，由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南迁，北京大学经费拮据、师资缺失、人心浮动。任鸿隽又支持了中基会与北大的合作计划，双方各拿出100万作为特别款项，设立研究讲座、专任教授，购置图书和仪器。北大因为这一剂强心针，得以重整旗鼓。
  其实获得中基会赞助的还有很多机构。（《中基会与中国科学》有名单），还设立中基会教授席位，赞助了地质学家翁文灏、考古学家李济、生物学家秉志。
  正如任鸿隽的所料，中国的地质、生物和考古等学科成为了当时的显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比如，胡先骕等人发现了活化石水杉并定名，这一成果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中基会的工作，使任鸿隽的抱负得以施展，所以，任鸿隽的夫人陈衡哲在回忆的文章《任叔永先生不朽》中也说，“中基会最能使他发展其对于科学的抱负与贡献”。任鸿隽对于自己在中基会的所作所为也非常满意自豪。使吾生当承平之世，得尸位一基金会致执行领袖，目击所创办之教育文化事业，继长增高，日就发达，亦可以自慰以终余年。

世界科学大会
  1926年10月，第三届泛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由任鸿隽和翁文灏、竺可桢等7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作了学术报告，提交了几篇论文。最后，中国科学社在闭幕的宣言上以中国的名义签了字，这不仅是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挣回了一次面子，也是中国科学界在国际上的首次登场。

中央研究院
  1928年，蔡元培创立中央研究院。在科学社成立13年后，中国有了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蔡元培将中央研究院的办事处就设在上海亚培尔路的中国科学社总社的旁边。
  科学社的创始人杨杏佛就是蔡元培办研究院的左右手，而任鸿隽也曾担任化学研究所所长和研究院总干事，实际负责整个院务。其实，中央研究院的科学人才，几乎全是科学社的会员。
  1935年，蔡元培发表声明，宣布辞去各种兼职23个，包括校长、董事、会员等等，但是没有辞去中国科学社的董事和基金监的职务，以示对这项事业的支持。

离开中基会
  有人说中基会的10年是任鸿隽对中国科学发展贡献最大的10年。但是，也是他最繁忙的10年。如果打开他的年谱，就会发现任鸿隽每年筹备、组织、参加和主持的会议无数。科学社的理事会、年会，中基会的董事会，执行财政联席会，以及各种事业的开幕，每年都有20多个。
  开会是繁琐乏味的工作，就是这一个一个会议，决定着一笔笔钱的走向。但是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当这个管家，也是个得罪人的工作。他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办事方针引起了一些学科的不满，甚至科学社第二任社长，中国地质学的领袖人物丁文江也和任鸿隽闹了矛盾，指责任鸿隽“太胆小，太敷衍人。”结果还是胡适出面作了调解：他说：“这样一个机关不会尽人而悦之的，……但自信为公家谋最大的效用，便是无私。”
  1935年，在中基会第103次执行、财政联席会议上，任鸿隽宣布休假一年。

四川大学
  有人说他在中基会的办事方针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任鸿隽没有回答，离开中基会后，任鸿隽回到了家乡四川，担任起四川大学的校长。
  四川大学原来是一个在全国排不上号的私立大学，，如果遵循“锦上添花”的原则，他大可以接受诸如中央大学这样的邀请，为什么偏偏去四川大学呢？紧紧因为他是四川人么？
  1935年，任鸿隽为四川大学全力以赴，不仅募集到300万元的巨款，而且广揽人才，创建和充实各个学科，想将它办成国内一流、西南之冠的现代型综合大学。
  但是他的改革伤及了原来的教授，也引起了地方军阀的猜忌。
  正当任鸿隽致力于川大的革新事业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任鸿隽的夫人是著名作家、历史学教授陈衡哲，她以到四川后的观感写了《川行琐记》，发表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文章批评了四川的一些落后现象，尤其是有些女学生不以做达官贵人的姨太太为耻的现象。顿时，整个成都炸开了锅。那些对任鸿隽的改革深怀不满的地方军政势力和民间小报，借此大做文章，有的扬言要提起诉讼，而有的更恶语中伤，诬称任鸿隽、陈衡哲与胡适的三角恋爱关系。这使任鸿隽气愤不已，任校长不到2年，就辞职了。
  但是就是短短2年，却给四川大学的发展定下了正确的方向，使其后来成为著名的国立大学，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大学版图，在中国落后的西部，有了一所知名的大学。
  当抗战爆发后，大后方的川大成为当时唯一完整的国立大学时，我们不免为任鸿隽当年的选择感到庆幸。

解放
  1949年5月初，任鸿隽夫妇到香港，人们都认为他们会去美国与三个子女团聚。中国政局的巨变使年过花甲的任鸿隽又面临新的抉择。但任鸿隽办理好中基会的交涉之后，没有去美国，更没有往台湾，他回到了大陆。
  事实上，科学社的老社员们，竺可桢、周仁、秉志、茅以升、贝时璋此时也在上海静候解放。而当年依靠《科学》而改变人生命运的华罗庚此时正在回国的船上。总有一些事情，让他们放不下。
  据说，后来担任新中国的上海市第一任市长的陈毅进入上海，拜访的第一位市民，就是任鸿隽。
  不久，任鸿隽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也许因为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也许因为他是中国科学社的领袖，也许因为他在中基会的职务和经历使他对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还具有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了，国家的科学体制也逐步建立。任鸿隽本想保留科学社的独立性，但是新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民间社团生存的政治环境。
  于是，在任鸿隽的主持下，科学社的事业相继交给了国家。1951年，《科学》杂志移交给全国科联（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1953年《科学画报》移交给了上海市科普协会；1956年春，明复图书馆由上海市文化局接受，改名上海科技图书馆；同年秋，任鸿隽又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移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和上海科技出版社。
  1958年，科学技术图书馆与其他3家图书馆合并成新的上海图书馆。年已72岁的任鸿隽受邀担任新上海图书馆的馆长。

“屏山”
  很多人对任鸿隽这一代的人选择不甚了解，其中也包括任鸿隽的女儿任以都。有一次，任以都问起母亲陈衡哲。陈衡哲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国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回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使，这算什么？”
  毕竟，结发妻子陈衡哲是最了解丈夫的。任鸿隽是温良恭俭让的典型，而陈衡哲却是个急脾气。据侄子任锡畴先生回忆，陈衡哲生育儿女后，往往觉得对自己的事业有所拖累，有时对任鸿隽发脾气，摔枕头。但任鸿隽总是保持温良的态度。
多年以后，陈衡哲怀念早先去世的丈夫，充满了感激之情。她回忆，任鸿隽曾对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
  回忆往事，陈衡哲写了一首《浪淘沙》：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最后的春节
  1960年的春节，侄子任锡畴到叔叔家探望二老。无所事事中，提议要不来打牌吧，任鸿隽说不会，打麻将，也不会。他一生中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旅游，但是此时这时他的心脏非常弱，也无力出游，使老人非常惆怅。
  就在这一年的5月，在任鸿隽的亲自主持下，将中国科学社名下最后的财产——房屋、图书、设备和8万多元现金捐献给国家。
  从此，中国科学社彻底在中国的历史上消失了。不到一年，任鸿隽就因心力衰竭而去世，也似乎没有人会想起他。想想也是，一个一辈子没啥科研成就，总是在搞宣传、拉赞助、开大会的人，又有谁会记住呢？
  如今，任鸿隽的墓早已无处可寻，在偌大全国，不要说纪念馆，即使是塑像也没有一尊，但是矗立在北京和上海的两座国际性图书馆就是他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