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解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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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序
  中国现代科学的建立，始自海通以来，或延请名师来华传授；或派遣学子，放洋研求；或依西方学术建制，创办研究机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在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的丰富……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共研究机关……”蔡元培也曾言：“知识阶层，已觉悟单靠学位，图饭碗，并不算是学者，渴望有一种研究的机关。”（《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过程中，学术研究要成为专门职业，社会必须提供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方能庇护学者专心从事非关一己的学问。在中国迈向现代社会之时，知识界呼唤以专门机构推动学术发展，已是普遍共识。而此时的中国积弱甚久，备受列强凌辱，民族意识推动了“科学救国”，使得科学更快地步入职业化、体制化。
 
  在生物学领域，因中国有丰富的生物资源，亟待以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和利用，以为国计民生。在上世纪20年代，首有中国科学科学社仿造美国韦斯特研究所，在南京建立生物研究所，后又有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等依次创设。这些研究所设立之后，迅速开展野外生物标本的调查采集，在所内设有图书资料室、标本室、发行研究专刊，与国外学术机构建立书刊、标本交换关系，获得学术资讯，很快跻身于国际学术交流网，参与专业对话。在自然科学中，生物学研究机构相对较为密集，它们之间共同发展，密切互动，其结果是形成学科的领袖人物和权威机构，在处理种种学术事务，如成果的评估、认同，人员的晋升、评级，奖励的分配等，都有一套自律的制度，虽显或略松散，却广为遵守。因此，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诸单位都取得较大成绩，赢得了国际声誉，为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无奈的是抗战军兴，这些机构的发展受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辗转迁移，虽继续研究，也只是为国储才。抗日胜利后，积极复员，又遇社会政治经济的动乱，研究规模也未能达到战前的水准。1949年后，这些研究所被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所接管，重组新的研究机构。

  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之后，我们前辈学者所开创的研究事业已渐被遗忘，在偶然的回首当中，又感到历史蕴涵无穷魅力，是一道令人留恋与感喟的文化风景。前辈学者的科学精神、道德学问、学术建制等都又值得传承的价值，理应得到我们更进一步的关注。今胡宗刚先生率先对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历史予以总结，虽尚有不周之处，仍为我们勾勒处已被忘却的人和事，希望有更多的历史文本面世，故为之序。

                  陈宜瑜
                2003年4月京华